民营老板林先生的烦恼链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家林先生在国外投资铁矿的经历，就不是那么顺利了。与其他受访者只是要为具体的经营事务担忧不同，林先生的烦恼来自方方面面。

　　“我们的企业以前主要是向国外采购铁矿石，由于当时资源紧张，我们企业就往上游发展，也就是与国外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开发矿山”，林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出于供应成本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的考虑，林先生选择前往东南亚进行项目考察。“越南、老挝、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这些地方我们基本都去了。”

　　林先生选择在国外投资矿山并不是心血来潮。中国民营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矿山的案例很多，早在2004年，就有河北的民营企业在印尼组建矿业公司成功。此后，随着国内需求的不断高涨，铁矿石价格一路攀升，前往东南亚投资铁矿的企业也越来越多。但他始料未及的是，当地的投资环境并没有一开始设想的那么好。

　　林先生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由于国外法律的限制，必须要拥有土地产权才可以进行开采，也就是说，要先把地买下来，才可以探矿、采矿。但这块地到底有没有矿，只能从表面的迹象来判断，要想深入勘探，就必须获得产权。这就使得投资矿产带上了几分赌博的性质。

　　就算投资者买下了地，要想拿到采矿证也没有那么容易。林先生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在国外办理一个采矿证花上两三年时间是常有的事情。当地政府并不像国内的地方政府那样对外资企业“热情服务”，投资商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关费，即便如此，能不能能拿到开采许可仍是未知数。由于当地环保规定极其严格，矿山企业设立必须经过周边涉及到民众的全体同意，如果有一个村民不同意，不签字，证就拿不到，“要花很多钱来协商，成本非常高”。

　　企业落地开始运转之后，他又要面对人才的短缺，由于当地人才储备不好，他的企业所需要的探矿人员、采矿人员、选矿人员只能全部从国内选派。此外，他的企业还要面对铁矿石贸易的激烈竞争，而这种价格上的竞争，却主要是来自自己的同胞。

　　由于最初投资海外矿山为的是解决自己企业的需求，所以林先生在国外的铁矿产品全部都出口到国内。但此时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他在国内的企业，并不具备铁矿石进口资质。 “由于矿石进口许可证拿不到，出现了企业在海外投资有矿山，国内也有自己的需求，但却需要让别人代理自己的铁矿石进口回国的情况” 。

　　他觉得，像他们这样有海外自有矿产来源的企业，国家是不是能够给一个政策，可以拿到相应的许可证或是进口资质，要不然在海外投了资买了资源，却受制于国家自己的政策回不来，是一个很奇怪的局面。另外，像进出口银行或者开发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也应该给在海外投资资源的民营企业一些金融支持。

　　“当地中国政府机构能帮上的忙很少，服务意识也不那么强，更多时候，政府驻外机构注意力很多集中在国有的大企业上面，对民营企业重视不够”，林先生这样告诉记者。他说，日韩企业在东南亚的资源投资，基本都是政府牵头，做前期准备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成立扶持基金或是共同投资，消解了很多经营风险。

　　小城达尔文：中国老总遭遇“文化多元化”

　　达尔文，一座人口只有十万出头的小城。它位于澳大利亚海岸线最北端，是澳大利亚北部领地的首府。这里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最为集中的地方，被称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首府”。同时，这里也是澳大利亚距离亚洲最近的港口，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比堪培拉还要近。

　　2008年，陈宇来到了达尔文，担任他所在的中资公司副总经理，参与公司管理和经营。此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金属市场价格已经跌到历史最低位，陈宇所在公司的澳大利亚合作方由于管理和资金问题等破产。中资公司被迫接手项目的全部运作，从探矿、采矿、冶炼、运营中的供应链成本控制，到市场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控制和管理，诸多重担都落在了人生地不熟的中方员工身上。

　　初来乍到的陈宇吃惊地发现，在国内大学里学习的标准英语不足以听懂澳方员工的讲话，尤其是涉及矿业专业方面的词汇和表达。

　　每天结束矿场上的工作，晚饭后，陈宇都会来到当地著名学府达尔文大学提高语言能力。上班时，他与澳方同事努力沟通和实践，尽量用符合他们表达习惯的英语交流。遇到专业问题，他和澳方同事通过邮件书面沟通，或者将问题记录下来带到课堂上请教老师。

　　“我们的员工多数是在北部领地居住的土著民族，还有的来自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等，他们的口音和用词都不相同。这让我真正觉得什么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工作环境，这不是用大学学到的标准英语进行交流，而是用夹杂着复杂方言和澳大利亚特殊表达习惯的英语讨论资源行业的专业性问题。”陈宇说，“突破这个障碍只有一个办法－－学习。”每天结束矿场上的工作，晚饭后，陈宇都会来到当地著名学府达尔文大学提高语言能力。上班时，他与澳方同事努力沟通和实践，尽量用符合他们表达习惯的英语交流。遇到专业问题，他和澳方同事通过邮件书面沟通，或者将问题记录下来带到课堂上请教老师。

　　陈宇现在只身一人在澳大利亚工作，他的生活紧张而忙碌。“我们中方的管理团队有3人，每天我们早晨5点起床，6点从住地出发，7点30准时到达矿场，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早晨8点开分析会议，这是我们运作团队听取汇报、讨论问题和布置工作的重要会议。大家一天的工作都要从这一刻开始。下午4点半左右从矿场下来，一般6点半到达30公里以外的住地。回到家，可以说已经是精疲力尽。但是，由于矿上没有吃饭的地方，晚上不仅要做晚饭，还要准备第二天中午的饭，带到矿上吃。”陈宇开玩笑地说，现在才真的体会到妻子的辛劳。

　　经受了将近一年半东西方思想和文化碰撞的历练和磨合，陈宇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操着澳大利亚各种方言与合资公司上到管理层、下到技术人员和矿工等全面、直接地交流。“总体上讲，澳大利亚人比较公正、诚信，这是双方合作最好的基础。”他希望与澳方合作的这座铜钴镍矿的开采项目能在年内完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隐去了他们的名字或使用化名)